【博讯4月03日消息】 九十年代的中国大陆，无论是官方的意识形态说辞还是民间的流行思潮，无论是精英们的学理研究还是大众文化的商业炒作，无论是对“本土化”的呼吁还是“东方主义”的走红，无论是反全球化西方霸权反资本主义的新左派还是遍布全国的伪民俗时尚，无论是呼唤革命的《切・格瓦拉》还是充斥电视画面的清宫习，最具有压倒性优势的话语霸权就是狂热而狭隘的民族主义。尽管自由主义的声音一直没有中断，但持有自由主义立场的知识分子日益边缘化。
这种民族主义随着中国的国力军力的提升和精英阶层普遍步入小康生活，从《中国可以说‘不’》到5・8使馆被炸风波，大陆人的民族主义情绪越来越走向非理性，以至于“爱国”成了进行政治要挟和道德敲诈的利器。及至21世纪初的中美撞机事件和美国的9・11恐怖惨案，民间的反美反西方的民族主义狂热，开始大范围溢出官方的外交定调，甚至走向丧失起码人性的下流，引起了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高度警惕，也对近年来流行于西方的“中国威胁论”推波助澜。遂使亲美的江核心为了与美国改善关系，不得不采用行政手段进行打压。
九十年代的民族主义思潮的压倒性优势，主要的动力固然是中共为反对西方的和平演变而刻意煽动的，是对八十年代的西化和自由化思潮的反动，而认真反思八十年代的大陆思潮就会发现，民族主义思潮的泛滥并不完全是六四大屠杀后的变化，八十年代已经开始兴起并渗透到所有领域，特别表现为：“寻根热”在文化界的兴起、“气功热”的广泛流行、“体育热”在青年大学生中植入了振兴中华的情结，民族主义在大众文化崭露头角时已经是时髦主题。爱国主义话语在道义合法性上的霸主地位，在更具悖论性质的八九运动中已经初露峥嵘：一方面是争取西方式民主，另一方面是运动时期的各种政治力量都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只不过，八十年代的民族主义，还没有发展到具有绝对话语主宰权的霸道程度，与之相平行的还有自由化和西化的思潮。
一、精英文化界的寻根热
文化界的寻根热。文革结束后，继“伤痕文学”和“改革文学”的火爆之后，八十年代的大陆文化界，最具影响力的思潮无疑是“寻根热”的兴起。在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引发出文学寻根热的同时，《东方神秘主义与现代物理学》、《中国现代意识的危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等西方理论译著的风行，也引发大陆文化界的理论寻根热。文学寻根和文化寻根，二者之间相互注释，形成了八十年代中后期的文化保守主义，也间接地为政治上的新权威主义提供了宏观的文化背景。虽然这类寻根中也有对传统的批判，但是以本土文化资源对抗西方话语霸权的倾向已经非常明显。
文学寻根肇始于阿城的小说“三王系列“，其中犹以《棋王》影响最大，接着就是寻根文学的泛滥，韩少功的《爸爸爸》、王安忆的《小鲍庄》、莫言的《红高粱》、张炜的《古船》……皆是名噪一时的作品。寻根热甚至把当年的“今天派”诗人和现代派文人卷入其中，江河写出了系列组诗《太阳和他的反光》，杨炼创作了长诗《萨日朗》和《半坡》系列；再如高行健的《灵山》也动笔于寻根文学热时期，他的戏剧创作也开始到传统中寻找灵感和表现手法。翻检从秦朝到清代的县志成了寻根文学的知识点缀，古老的意向和典故被置于久远、神秘、怪诞的故事之中，国人的生命力勃发在野性甚至血腥的野合与杀戮之间。
同时，受韦伯的社会学影响的海外新儒家进入大陆，与国内的文化寻根热潮一拍即合，二者结合的最有影响力的成果，就是1985年在北京成立的“中国文化书院”，这一亦官亦民的学术机构，几乎囊括当时海内外所有著名的具有新儒家倾向的学者，举办了一系列文化讲座，成为八十年代文化热中最知名的学术重镇，大陆的李哲厚和海外的杜维明几乎成了明星般的学者。据我所知，在文化书院众多的社会名流之中，持反儒家传统观点的只有包遵信先生。尽管新儒家与激进反传统相对立，但是二者皆为当时文化领域的显学。这是对文革时期砸烂一切传统的拨乱反正：既要引进西方文明的健康因素，又要继承自身文化传统的优秀遗产。
韦伯从新教伦理中发现了资本主义的价值支撑，新儒家受到启发，不仅试图从儒教中寻找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精神资源，而且走得更远，李哲厚甚至声言用儒道伦理的天人合一为整个人类指引未来。长期落伍的耻辱和自卑再一次激发出盲目的自傲：在被反复提起的四大发明之外，太多的人把《易经》称为无所不包之书，它的阴阳美学和八卦符号可以解释一切和象征一切，现代西方的系统论和控制论早就被中国人说破，西方现代艺术中的种种怪诞也不及《易经》的神秘之万一；有人论证以爱因斯坦为代表的现代物理学起源于老庄哲学，有人说现代足球发源于中国的汉唐时期的“蹴�”，甚至有人考证出意大利的比萨饼也起源于中国……最为煽情的说辞就是“二十一世纪将成为中国人的世纪”，它不但是今天而且在八十年代就成为响亮的口号。记得八十年代末，我在纽约参加由《中国时报》举办的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座谈会，参加者有大陆的刘宾雁、王若水等，海外的余英时、杜维明、张灏等，杜维明就在发言中提出“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的观点，为此余英时先生和我还提出不同的看法，与杜先生发生了争论。
给予新儒家和寻根派以“振兴中华”自信以经验例证的，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经济上的腾飞奇迹。亚洲的两个政客李光耀和马哈蒂尔全力提倡的“亚洲价值”，也成为新儒家的思想资源。当时，新儒家的头面人物，不仅是大陆文化界的宠儿，也成为新加坡政企要人的座上宾。如杜维明先生，就被称为“工业东亚企业巨子”意识形态制造师。而现在，连李光耀都不再提所谓的“亚洲价值”了，如果杜先生仍然固守八十年代的新儒家立场，也就只能感叹这人世变化得太快。
由于基督教乃是西方文化的主流传统，现代化又发源和成型于西方，基督教与资本主义二者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乃顺理成章之事。但是，中国的现代化不是从自身传统中自发生长出来的，乃“后发外力压迫型”和“移植型”的被迫现代化，故而学着韦伯的方法论，企图从儒道传统中寻找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动力和价值支撑，无异于西施效颦，盲目照抄。看看韦伯论述中国传统的《儒教与道教》一书，其结论与新儒家恰恰相反：韦伯通过对基督教和儒道教之间的根本差异的精当分析，认为正是儒道精神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华裔学者黄仁宇，在其中国大历史系列的论述中，运用了韦伯提出的“数目字管理”概念，从文化传统的遗传上阐述了中国无缘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原因。
在当时，文化寻根热中已经隐藏着一个荒谬的悖论：要想得到西方人的承认，必须向他们展示中国传统，特别是那类混杂着落后与荒凉、愚昧与神秘、野蛮与血腥的传统。一方面，刚刚对西方打开大门的中国，所有的文化人都急欲得到强势西方文化的承认；另一方面，得到强势文化承认的最好办法，就是向西方展示古老东方的神秘黄土地。这种启示，最早来自第五代电影《黄土地》获得西方人的青睐，接着是拉美作家马尔克斯及其《百年孤独》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激励，而电影《红高粱》在西方的走红并获奖成为西方人看中国的标准。这一切，让中国文化人意识到，并不是只有象“今天派”文学的反传统才能得到西方的青睐，以本土传统为资源的创作也是走向世界的通道，甚至是比西化更有效的捷径。一时间，“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的创作观念，取得了对西方现代派的模仿者的优势。西方人喜欢看荒凉黄土地上的场面开阔和气势如虹的西北腰鼓，喜欢听红高粱地里土匪和村姑野合的传奇故事，一句话，既然西方旅游者一定要登中国的长城，那么在文化上向西方标准献媚的最好产品，就是用文字、韵律、油彩、线条、蒙太奇建造的文化长城。而对于了解中国文化的汉学家们来说，似乎传说中的中国文化及其千年帝制的创始人之身世——圣人孔子和汉代开国皇帝刘邦——都与野合有关。
这种八十年的悖论在九十年代成为文化主流，几乎所有获得世界性大奖的中国文化产品，都是对本土的传统资源的利用；几乎所有对西方文化霸权的拒绝，又都要利用西方输入的理论武器（如东方主义、文化相对主义和反对全球化理论）。用本土传统赢得西方承认的最高潮，要算2000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行健了。虽然他流亡法国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但他本人刻意回避自己的创作与大陆的政治背景之间的关系，而着重强调文学的纯洁性。高行健得诺奖，使八十年代的寻根思潮得到了西方最具影响力的大奖的肯定。然而，同样可以肯定的是，他获奖的主要作品《灵山》只是二流的寻根文学，不过是用生硬的西方现代手法，包装着拼凑起来的儒道佛的荒凉和神秘，以及具有野合情调的男女性事。就汉语写作来说，以寻根为特色的《灵山》，不会成为世界性的名著，大奖带来的轰动效应只能是过眼烟云。
二、大众中的民族主义思潮
在大众文化领域，民族主义的复兴在八十年代也表现出决不次于九十年代的狂热，“雄狮猛醒”和“巨龙腾飞”成为大众文化萌芽时期的流行主题之一。电视剧《霍元甲》中的“沉睡百年，国人渐已醒”的主题歌、侯德健的《龙的传人》和张明敏在春节晚会上演唱的“我的中国心”，都曾风靡一时。中华武功天下无敌的神话，随着武打电视剧和金庸式的弱智武侠小说大举北侵，年轻一代在武林高手中寻找新偶像，在武功传承的神秘中陷于新的迷信，打打杀杀之中的武功论辩成了最为深邃的智慧，包容着天地万物和人文哲理。金庸的伪神功和�瑶的伪浪漫，代替了那些在改革之初红极一时的右派文人和知青作家，成为年轻人的主要读物。而对武侠的狂热远远超过对言情的迷恋，对金庸武侠的熟悉程度甚至成为衡量年轻一代的文化品味的标志，朋友见面一定要谈起《射雕英雄传》，熟悉书中每个主要人物和所有关键细节的人，自然成为聊天的主角。
对于曾被西方人蔑称为“东亚病夫”的国人来说，体育，在毛泽东时代就被高度政治化了，成为“中国人民站起来”的证明，当年的乒乓球就大长过中国人的志气，大灭过帝国主义的威风。在改革起步的八十年代，中国女排的骄人战绩代替了打遍天下无敌手的小小银球，成为邓小平时代的体育图腾。为此，北京大学的学子们激动得走上街头，喊出“学习女排、勇于拼搏、振兴中华”的口号。紧接着，“敢于拼搏”的女排精神立刻作为官方的意识形态教材向全国推广，成为各行各业学习的典范。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大陆代表团实现了金牌的“零突破”，也为“巨龙腾飞”提供了大造舆论的绝好素材。而1985年世界杯预选赛，大陆足球队在北京主场意外地败于香港，提前痛失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机会，体育掀起的民族主义热情被迎头泼了一盆冷水，民族耻辱感酿成中共执政后少有的球迷骚乱，“5・19”成为一个倍受舆论界关注的日子。
八十年代的民族主义更多地表现在气功热的风靡上，关于张宝胜的特异功能的神奇传说遍布大街小巷，严新神功的布道回荡中华大地，高等学府也未能幸免。有人说，亲眼见过张宝胜的飞檐走壁穿墙隐身；有人说，当年的兴安岭大火就是严新发功扑灭的。许多颇有声望的社会名流也卷入了对“气功热”的讨论，如钱学森肯定人体特异功能，而于光远则坚决反对。我清晰地记得，我所在的北京师范大学的校园中，有一段时间，为了促销严新气功的书籍和磁带，每天从早到晚不停地播放他讲解功法的录音。更可笑的是，大清早就能听见从操场那边传来的“啪啪啪”巨大声响，人们正在做健身除病有助于长寿的“拍屁股功”，满操场的人群在音乐的伴奏下，一起高举双手有节奏地重复着单调的拍屁股动作……悠久的中华民族传统文明就在这拍屁股声中得到弘扬，真有点惊天动地之势。
气功，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崩溃之际兴起的民间信仰，是国人为了身体健康和长寿而寻仙问道、求佛好玄的古老传统的当代复活。对此现象，中共在八十年代采取默认的态度，在九十年代则全力纵容。正是在这种民族主义狂热中，最终出现了信众庞大的民间气功团 体“中功”和“法轮功”。以至于，到了九十年代末，六四后全力煽动民族主义的中共也感到了严重的威胁，对这种在民族主义合法性保护之下迅速壮大的民间信仰团体，动用残酷的专政手段进行全面镇压。非常讽刺的是，中共对民间信仰的残酷镇压是为了贯彻“稳定压倒一切”的既定国策，但中共确实低估了这种民间信仰的力量，致使形势突然逆转——这种本来有利于社会稳定的民间信仰组织，这种甚至可以成为弱势群体的精神麻醉剂的世俗化治疗，因中共的野蛮打压而迅速政治化国际化，反而成为最不利于中共政权稳定的民间反抗力量，成为中共继六四大屠杀之后的最大人权迫害运动（1988年我曾就大陆的“气功热”写过专文《在‘气功热’的底层》，发表于香港的《解放月报》88年10月号上，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
三、西化浪潮对民族主义的平衡
从这些八十年代的现象中，可以找到六四后的极端民族主义狂热的蛛丝马迹。虽然民族主义情结已经开始凸现，但是还有自由派的激进反传统和高涨的政治改革呼声相平衡，没有使之像八九之后的政治僵化时期那样，成为压倒一切的话语霸权。
当时的大陆，正处在改革开放最为有希望的时刻，也是中国从全面对抗的外交走向全面交往的外交的时代，邓小平在国内外的声望如日中天，并获得了世界上头号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的承认，两度成为《时代周刊》的年度封面人物，刚刚打开的国门让中国人在令人眼花缭乱的西洋景中，看到了另一种生活的美妙，第一次出国潮涌起。那时，能够出国的人如同中了大奖，引来无数羡慕和嫉妒的目光，西化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文化界也是各种思潮热一个接一个，“萨特热”、“尼采热”、“弗洛伊德热”……等等。当时影响最大的《走向未来》丛书，编译的几乎全部是西方作品，收入其中的国人著述也是以反传统为主。特别是政论专题片《河殇》，尽管受到中共保守政治力量的压制，但是它在高层开明派的默许下，通过电视传媒的强大影响力，第一次把反传统呐喊和对蓝色海洋文明的呼唤，带出了知识分子的小圈子，普及到普通民众之中，既在舆论上为新任总书记赵紫阳造势，又成为八十年代后期文化导向上的最强音（最近，为了写作此文，又看了一遍《河殇》的录相，尽管仍然象八十年代一样，反感那种新闻联播的权威腔调，但是贯串全篇的忧患真情，仍然给我莫名的感动）。
换言之，八十年代的民族主义热潮，基本上还是一种“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学习心态，新儒家也是为了实现所谓的“传统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强调的主要还是正面的对外开放，即便在寻根热中也没有反对美国及拒绝西方霸权的煽情号召。
八八年，我在接受《解放》月刊的金钟先生采访时，曾经说过一句犯了众怒的话：中国的现代化需要“三百年殖民化”。在六四前，我的激进反传统姿态成为寻根派的众矢之的，但还只是思想文化上的争鸣而已，虽然也受到来自中共教委的压力，却并没有演变成禁言禁行的政治迫害。而六四后，对这句话的指控变成了中共对我进行政治迫害的典型论据。文化寻根派中的一些人也受到政治迫害，官方对他们进行口诛笔伐时所寻找的证据，居然也是断章取义的西化言论。所以，在现行制度下，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最要紧不是相互之间的思想学术分歧，而是这一群体必须共同面对和反抗的言论钳制。法轮功和中功也是在弘扬传统文化热中普及的，但是现在也成为中共政权的迫害对象。这一群体的主体还不是知识分子，而是其他的老百姓。所以，不准自由信仰和不准自由发言的制度环境是每个中国人必须面对的。换言之，民间的思想分歧无论有多大，其性质与官方对民间的言论压制决然不同，所以，民间在面对中共政权时的道义立场理应是完全一致的——争取言论、思想和信仰的自由权利。
八十年代的文化论战中，我不会用接受采访时的不假思索来为自己犯众怒的言论进行辩解。在今天的民族主义偏执狂占据话语制高点之时，我更不想收回这句话。平心而论，它只不过是中国需要经过长期的西化过程，方能实现现代化的极端表达而已。当时的西化热实际上是借谈文化来谈制度，借说历史来论现实，借反传统来批判中共的党文化传统
四、民族主义作为道义合法性在政治上的霸主地位
虽然在八十年代，民族主义还不具有绝对的道义宰制权，传统与反传统的论争还大都局限于思想文化领域，但是，执政者对民族主义的利用已经相当普遍，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官方接过北大学生喊出的“振兴中华”的口号，利用行政权力强行向全社会灌输。作为民族主义最强音的爱国主义，在八九运动时期被各种政治力量所用，“爱国的”这个定语成为所有行为的合法性来源，但是，无论哪一种政治力量，都只能赋予爱国主义以预设的自明的真理性，没有任何人敢于或想到提出任何置疑。
平心而论，八九运动是一场以反腐败、争民主为主要政治诉求的民间自发的政治运动，它的思想根源来自西化观念的启蒙，它的现实 合法性的主要来源应该是《宪法》明示的各项公民权利，而与爱国主义无关。如果根据宪法有关条款，民众上街游行、请愿是合法的，即便不是出于爱国主义的动机和激情也是合法的；相反，如果民众的行为违反了宪法的有关条款，即便充满了爱国主义的献身精神也不具有合法性。
大学生游行请愿也好，绝食也罢，他们反抗政府之行为的合法性来源，在根本上绝不是为了祖国，而是为了捍卫公民的向政府表达民间意见和要求的权利——结社、言论、思想、信仰、游行、示威、请愿等自由权利，即宪法权利。但是，八九运动中，作为运动主体的大学生和自由知识分子及其社会各界的支持者，在为自己的行为进行合法性辩护时，首先诉诸的不是公民的各项宪法权利或民主权利，而是爱国主义情感。学生们用很多词汇为自己的行为进行合法性辩护，诸如“为胡耀邦平反”、“反官倒”、“为民请命”、“深入改革“、“争取自由和民主”、“为真理”、“宪法第35条”等等，但“爱国无罪！”“爱国不是动乱！”，无疑是当时使用最频繁也最有力的辩护词。被广泛应用的类似语言，还有“祖国母亲，请你……”等祈求句式。运动最高潮的群体大绝食之时，年轻学子为国牺牲和向祖国母亲祈求保护的口号最多。直到现在，一谈起八九运动，最常用的定语仍然是“爱国民主运动”，爱国的价值和合法性仍然高于自由民主。
同样，在执政党一方，无论是同情和支持学生的开明派，还是厌恶和反对学生的僵化派，也都以“爱国主义”作为最有力的道义合法性。赵紫阳、胡启立、阎明复等走向前台的开明派，在为学生运动也为自己的态度进行辩护时，无一例外地强调学生们是“爱国的”，其行动主要出于单纯的爱国热情，即便有些过激之处也是可以谅解的，经过引导，完全能够把这种爱国激情引上民主与法制的轨道。而李鹏、陈希同、何东昌、袁木等僵化派，分别在不同的场合与学生代表进行过对话，轮流运用安抚和威胁。他们在每次对话中都要反复强调：大多数学生是爱国的，但是你们太年轻，你们的爱国热情很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事实上已经被一小撮长胡子的幕后黑手所操纵所利用，再不与之划清界限，就很容易走到爱国的反面。他们肯定大多数学生是爱国的，表示他们才是真正关心青年学子的长者或父母官，完全是为了分化学生与知识分子的联盟，进而瓦解整个运动。如果说，学生和他们的支持者以此为自己做辩护，是为了给自己的行为寻求合法性保护，那么把运动视为动乱的政客们，就是想借此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六四大屠杀之后，各种官方文件在谈到八九运动的思想根源时，无不列出三大思潮：方励之的全盘西化、《河殇》派的蓝色文明和刘晓波的民族虚无主义。显然，这三者都是反民族主义的西化思潮，也可以从反面证明爱国主义的绝对霸权地位。
尽管三种不同的政治力量借用爱国主义的动机和目的有很大区别，但是三者对于爱国主义的依赖则是共同的。它们之所以都从爱国主义中汲取合法性，就在于长时间的民族耻辱感，使“爱国主义”在大陆具有的绝对道义合法性。自从中国蒙受鸦片战争之辱，爱国主义就一直是最具有社会动员力量的道义资源之一，各种社会政治力量的成败，也一直取决于争夺这一道义合法性资源之斗争的结果。孙中山起家于排满复汉的大汉族主义，“外雪国耻、内惩国贼”是五四运动的最著名口号，蒋介石在拖延全面抗日时被兵谏，他的个人威望则在抗日战争胜利时达到高峰；中共的夺权成功，开始于高举全面抗日的爱国大旗，完成于打败美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的内战，毛泽东政权的道义合法性来自所谓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而第一座大山就是“帝国主义”。毛泽东1949年在天安门上宣示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正好说明了中共政权的最大道义合法性所在。邓小平死后被大肆宣扬的遗言也是爱国主义，他称自己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深深地爱着自己的祖国和人民。”
中共执政后，一直有意识地为民众塑造不同的外来强敌，把民众对积贫积弱的强烈不满引向国界之外，而且非常成功。从毛泽东时代的反帝反修到邓江时代的反霸权反和平演变，爱国主义在道义上被绝对化为中共政权立足之本。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共发布的所有道德训诫，第一条都是爱国主义。任何个人权利都不足以作为高于祖国利益的合法性来源，即便是宪法权利也不行。在此基础上，道义情感被完全政治化，爱国被扭曲为爱政权爱执政党甚至爱领袖个人。民族等同于政权，国家等同于政党，政权与政党又等同于党魁个人。虽然改革开放以后，民族主义及其爱国主义正在逐渐祛政治化祛政党化祛领袖化，在中美之间的一系列冲突上，民众的民族主义狂热经常超出官方定下的调子，江核心也常被骂为卖国贼。但是，作为一种道义合法性，爱国主义的绝对霸权没有根本的改变。
五、民族主义向拒绝和平演变的发展
殖民时代已经成为历史，或者说，特别是二战以后的世界，和平演变的西化代替了强制性的武力殖民，不发达国家纷纷由被迫现代化转向自觉地追求现代化。东、西两种制度的竞争之胜负，在二十世纪末也已见出分晓之后，发源于西方的自由主义价值及其制度安排，正在越来越成为整个人类的共识，人权高于主权的时代已经降临，全球化代替了殖民化。只要不抱偏见地面对二十世纪人类历史的发展事实，就会承认：全球化就是基本的经济、政治、科技之制度的西化。至于文化的多元化，也只能在自由秩序之中才有真正的可能。在不可阻挡的全球化潮流的感召下或挤压下，民族主义、原教旨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极端化，不过是极少数专制主义国家和政教合一国家在临终前的回光返照而已。
特别是在中国，六四大屠杀之后，极端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泛滥，与官方对自由化的镇压、对和平演变的拒绝、对西方国家的妖魔化相互激荡，形成了极端的政治保守主义。中共政权的道义合法性来源，也由解放全人类的共产主义变成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爱国主义。而在民间，民族主义越来越变得狰狞化和下流化，9・11后很多大陆人所表现出来的无人性、好战和不择手段，实际上早在几年前的畅销书《中国可以说‘不’》有了充分的表现，书中到处都是纳粹式的仇恨意识和独霸世界的豪言壮语，如“贱坯”、“报复”、“打仗”、“完蛋”、“不许放屁”等等。最有代表性的语言颇有嗜血的诗意：“如果和解变得极不可能，我号召中国人民记住仇恨！”“台湾海峡将筑成一堵无形的哭墙！”“我们郑重建议：华盛顿建造一座更大更宽的阵亡军人纪念墙，……那座墙将成为美国人心灵的坟墓”。而中华民族的“顶尖人物”将在这血染的风采中 “注定要崛起”，他们的使命就是“领导二十一世纪”。
如果说《中国可以说‘不’》中的煽情主要是为了商业利益，那么看看那些学者们的民族主义煽情，似乎就是出自同一个人的手笔：在王小东、左大培、扬帆等人的宣言中，他们宣称：“中国一千多年来一直是世界第一超级大国，被人打败只不过150年以来的事，最多追溯到300年。即使如此，目前在综合国力方面，仍旧是除美国以外的，第二流的超级大国。建国50年来的腾飞，民族文化的复兴，已经指日可待，凭什么要在腾飞和瓦解的关键时刻，选择自我瓦解?”受到王逸舟、胡鞍钢、阎学通、扬帆等人强力推荐的《变乱中的文明》一书作者认为，1949年中共执政后，已带领中国人民建造了第二座长城，“我们用自己的手消灭了帝国主义奴役。我们正在摆脱贫困，重新崛起，重振民族之风。”为了保卫这座长城，作者用了一大段类似汉大赋的极为夸张做作的抒情文字铺垫情绪，最后号召道，中国人必须“象我们的祖先那样，必要时我们也敢于诉诸武力付出碧血。”如此强大的民族主义思潮，也使有些在八十年代提倡西化自由化的学者席卷而去，在九十年代变成了新左派加民族主义者，如甘阳、李陀等人。（请参见我的《九十年代中国的极端民族主义》、《如此爱国主义》、《最后的意识形态王牌》、《海德格尔——坐在讲台上的希特勒》、《大陆爱国者的国家意识》等文）
和平演变有什么不好？为什么被某些政权视之为洪水猛兽？莫非这是发达国家为落伍国家设下的陷阱？如果是这样，为什么全世界都在和平地向现代化演变，而只有极少数国家拒绝和平演变？一要和平，二要演变，中国执政者不是也经常把“和平与发展”挂在嘴边，说这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吗？拒绝西化、全球化、和平演变，无论在那些全封闭的伊斯兰国家，还是在中国这种经济上有限开放而政治上依然封闭的一党专制的国家，说穿了无非是专制者不愿意放弃自己的特权利益——这既不是一个文化问题，也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赤裸裸的制度问题。
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在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上，只能越来越边缘化，反美反西方对于第三世界的任何国家都是弊大于利的选择。特别是对于第三世界国家民众来说，极端的民族主义只能使之在没有任何自由选择的被强制状态中，成为独裁者维护其统治方便说辞。9・11后，俄罗斯总统普京抓住机遇，迅速改善与美国及北约的关系，因为普京非常清楚：反西方对于国家来说毫无前途，俄罗斯发展所急需的巨额投资和最新技术，只能来源于西方；因为与西方对抗，俄罗斯在东方就站在不住脚跟；因为对俄罗斯国家安全的威胁，不是来自西方，而是来自南方，所以花钱确保在古巴和越南的基地是愚蠢的；普京不能再错过与世界主要国家接近的机会，在全世界组成的反恐怖同盟中，普京重塑着俄罗斯的形象，提高了俄罗斯的声誉。俄国人从上个世纪与西方对抗的深刻教训中，悟出了反美反西方是毫无出路的道理。
同样，中国现在的反美反西方的民族主义，同样只有百害而无一利。
2001年12月30日于北京家中
（《民主中国》2002年4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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