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OA】改变公民意识 俄提出去斯大林化方案

http://www.voanews.com/chinese/news/20110331-Russia-De-Stalinization-Program-Communists-Criticize-118985184.html

俄罗斯最近提出了一项激进的去斯大林化方案。这个方案提议禁止任何否认极权专制犯罪行为的人士在政府部门服务。方案还敦促针对列宁下葬问题做出决定。俄罗斯共产党已对这项方案提出激烈抨击。最新社会民调显示，俄国社会对斯大林拥有好感的人出现下降趋势。

*禁止拥护极权专制人士在政府工作*

俄罗斯总统下属的人权委员会不久前向梅德韦杰夫提交了一份有关在俄国社会全面去斯大林化的方案。这项激进的方案建议采用总统命令或是立法的方式，完全禁止任何公开否认苏联共产党极权专制制度犯罪行为，或是为这种犯罪行为辩护的人在政府或是国家机关中工作。方案敦促应该针对下葬列宁的问题做出决定。

*斯大林制度等同法西斯*

参加这项方案起草的俄罗斯纪念碑人权组织主要成员拉钦斯基说，任何人都有发表自己的观点的权利。但如果某个人在政府部门工作，这个人公开表达立场必须应受到限制。

拉钦斯基说："我认为，为斯大林，为斯大林的秘密警察镇压自己人民的行为辩护，这就如同为纳粹法西斯辩护一样，是不应该发生的。如果某个人试图辩护，那这个人就根本没有资格成为政府工作人员。如果这个人坚持自己的立场，那只能是他的个人观点。"

*反极权专制应成为国策*

去斯大林化的方案说，俄罗斯下议院国家杜马应该通过专门法律，永远禁止悼念那些曾经参与过政治迫害，或是从事过反对公民自由和人权的人。方案还建议把反极权专制当作俄罗斯的一项国策。俄罗斯总统每年在悼念政治迫害遇难者日发表演讲应该成为一个传统。

*树立纪念碑 重新审查节日*

方案建议重新审查俄罗斯的各种节日。这些节日应同俄罗斯的所有历史时期联系在一起，而不应仅涉及共产党执政的苏联时代。

方案还提到，应在俄罗斯的所有大城市竖立政治迫害遇难者纪念碑。俄罗斯的安全机构和国家档案馆应向民众公开有关政治迫害方面的档案。

*对共产党犯罪行为下结论*

方案特别建议组建专门互联网站，用来公布有关共产党政治迫害方面的档案资料。

方案还提到应对共产党统治时代的犯罪行为做出法律和政治方面的评价，这可使今天的俄罗斯同过去的苏联专制体制划清界限。

*共产党犯罪历史应被写入教科书*

方案说，共产党的犯罪行为以及苏共政权针对本国人民的国家恐怖活动应被列入中小学历史教科书中作为必读教材。政府应该对有关共产党犯罪行为的研究工作提供财政资助。

*总统的反应*

有关去斯大林化的方案还有待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最后批准。

俄罗斯总统下属的人权委员会领导人费多托夫透露了梅德韦杰夫的反应。费多托夫说："我们还需做很多工作。但重要的是，这项工作已经开始，而且总统对这个问题非常重视，这为我们获得好的结果提供了保证。"

*清除极权专制残余提法更恰当*

费多托夫说，他不同意使用去斯大林化的提法，因为去斯大林化的定义过窄，无法反映俄国社会目前存在的问题。他认为比较恰当的提法应是清除极权专制体制的残余。

*去斯大林化方案的目标*

费多托夫说，他领导的委员会提出这项方案的主要目标是根本改变俄国社会的公民意识，让俄国人感受到他们是自由公民，生活在自由的国家里，同时每个人也应对国家的未来发展承担责任。

*共产党的反应*

俄罗斯共产党对去斯大林化方案提出了激烈批评。共产党领袖久加诺夫说，这是挑衅行为，目的是想转移公众对俄国社会目前面临问题的注意力。

俄共认为，公民有权公开发表自己的观点，如果因此禁止在政府部门服务，那等于违反俄国宪法。俄共还警告说，把列宁下葬将造成俄国社会分裂。

*民调：对斯大林有好感人开始减少*

最新的社会民调显示，俄罗斯仍然有45%的人对斯大林拥有好感，2009年时持这一观点的人占49%。但从事民调的利瓦达中心认为，对斯大林有好感的人出现下降趋势。

茉莉花的问答－民主篇

by 08charter

问一：民主会令中国分裂为不同党派，这样我们还会团结吗？
不同党派，代表了各界利益，例如工党代表工农民的利益。透过选票，这些党派进入议会议政，为所属界别争取更大利益。虽然不可能达致完全的团结，但和平投票，却可代替了各种不必要冲突（例如拆迁抢地）。

今日平民和权贵之间，是被压迫者和压迫者之间的敌对关系，完全没有沟通和信任。如果今日中国有议会政治，平民代表及政商界代表在庙堂之上以口舌之争及互相妥协，达至社会权力及财富公平分配，保障弱势的利益；贫富两极分化一定能够舒缓，以至得到解决，这才是国家团结的根本！

问二： 民主是西方的，真的适合中国吗？
民主并无东西方之分，而是一套利益分配和社会管理的规则。简单来说，就是人民当家作主：政权必须建基于我们的意志之上；要有人民授权，即是经过一人一票的自由选举，才可成为合法的执政者。
道理就像尧舜时代，需由人民一致同意，共主才有合法地位。远古时代的人都能选出合适的首领，何况今日是资讯发达，科技先进的时代。

台湾今日已顺利实现政党轮替，做得不好的执政者被人民用选票严惩了。因贪渎而输掉总统选举的民进党，痛定思痛，终在五都选举（台湾地方政府选举）扳回一城。马英九政府政绩不彰，重新崛起的民进党正渐渐超越。
由此可见，民主制度不论在什么国家实行，都能鞭策执政者，让他们不能罔顾社会公义，真正为人民服务。

问三：民主要议政，太浪费时间和资源了。一党专制可以集中一切力量，不是更好吗？
一党专制不容反对派挑战竞争，也就无从进步，没有动力去照顾各阶层的人民；掌权者更会以权谋私，贪渎腐化，践踏法制，漠视人权。为了维持权势，中共用人民的钱来压制人民，今年更花了六千多亿维稳预算！

这些血汗钱可以用来改进和增加各项社会保障措施：增建学校，改善医疗，兴建公营房屋（解决高房价，人民不能置业的问题），实行全民退休保障，失业援助等等。可见专制所集中的力量，就只能让人民缴纳重税，却没有应得的社会保障，反而苦受压迫！难道这就是好？

然而，问一中提过，议政能代替各种不必要的社会冲突和消枆，反而能加快发展步伐。问二也指出了民主可鞭策当权者，让政府施政能为绝大多数人民设想，从而善用资源，解决各种民生问题，令社会不断进步发展。

问四：民主国家也有很多问题，美国不是有金融海啸吗？台湾议员不是在议会里打架吗？
世上从来没有最完美的制度，英国前首相邱吉尔曾说：＂民主是很差的制度，但总比专制好。＂刚才数问也已指出了这一点。

美国在金融海啸后，民主党奥巴马当选总统。选举过后，全国士气大振，深信未来会更好。可见民主选举，能为国家带来勃勃生气和希望，并团结面对困难。

台湾议员代表其选民的利益，他们打架，也就是代替背后的支持者打架。假设中国有议会，地产商选了个议员进去，人民也选了一个；他们就收地问题，在议会里打架了；双方
​表达了强烈意愿后，问题透过互相妥协而解决了。这总比老百姓拔刀子和​​收地暴徒拼个死活要好得多吧？

问五：有民主就能解决贪渎问题吗？台湾有民主，不是也有贿选吗？
每个国家都不会没有这些问题，但专制会为有权力的贪渎者保驾护航，让他们逍遥法外。一道网络IQ题也已证明了这一点：全国最腐败的地方是哪里？主席台上。

台湾前总统陈水扁及其家属，在陈的任期届满并失去权力后，已被调查并绳之以法。相反，维基解密揭露中国数千名重要官员及家属把黑钱转到瑞士银行，但竟然没一人被革职查办！

解决贪渎问题的重点不在于令国家完全没贪污，而是贪渎者会堕入法网－－专制是完全不能做到这一点！

问六：民主也许是好，但中国人有十三亿这么多，农村又偏僻，怎么选出政府？
只要让候选人有足够的宣传时间，并在选举日设立票站，让国民投下信任一票，便能选出政府。

也可以由自由选举地方政府开始（村，镇，县，市），让人民熟悉选举，提高公民参与的意识，也可完善选举机制；继而选出中央政府（省政府，国会，国家主席）。

偏远地区的人民也许会比较辛苦，但中东伊拉克人民甘愿徒步走数天苦路，还受阿盖达恐怖份子的炸弹威胁，仍要到票站投票选政府。所以偏远乡村众多，完全不能成为反民主选举的借口！

问七：很多人的文化水平很低，他们能做出对国家好的决定吗？
打个比喻，你想买一件礼服，去淘宝网找，只看到照片和价钱，买的可能空有其表，容易破烂变形。但去店铺里选，就可以拿来试穿，看会否穿了不舒服，再问旁人意见，又能检查它的质
​料剪裁。

买礼服的你，不需要很有文化，很自然就能在店里选出最适合自己的礼服。所以说，如果老百姓不能自由地获取资讯，又怎么能作出符合大家利益的决定？

只要有获取资讯和发表言论的自由和权利，不论有没有文化，都能够透过各种渠道得知各个候选人的资讯，并作出分析，从而选出合适的人做领导，决定国家的未来。

这也是＜世界人权宣言＞所保障的人权之一：＂人人有权直接或以自由选举之代表参加其本国政府。＂所有人都应该享有这项人权，不应因为文化水平低下而被剥夺！

问八：政治改革涉及全国问题，不是很应该循序渐进吗？
八年抗战时，新华社的社论曾对国民政府的专制大加抨击，并要求立即取消言禁党禁，实行民主宪政。当年日本攻进中华大地了，中共仍呼求即时的政治改革！

今日中国并无面对战争，GDP年年高升，为什么就不能真正落实政治改革呢？这不是今天的我，打倒昨天的我吗？ ！

改革开放以来，人民对民主自由的呼声日益高涨，因专制而起的腐败问题已严重动摇国本，民主化已经是不能再拖！由1949年开始，我们等了六十年，还要再等下去吗？

问九：中共不是已经慢慢改革了，如取消农业税、不强制拆迁、延迟房产税、不强制驱赶小商贩等，人民也有温饱了，温总理也说过会实行政治改革的，还不满意吗？
问二已解释了，人民要能决定领导是谁，才能让执政者真正为人民服务。这些门面功夫，只不过是一纸虚文，各种维权惨案依旧不断发生。究其原因，都是因为专制压迫。

温家宝所讲的政改，如果中央真的肯实行，为什么还会有国保公安强抢民众和记者的拍摄器材,
手机等妨害资讯自由流通的野蛮行为？为什么还会有无数异见人士被捕判刑？为什么要设敏感词？为什么不能让人民輰所欲言，针砭时弊？为什么不为八九爱国民主运动平反？为什么不向专制受害者道歉赔偿？由此可见，中共根本就没有诚意实行政治改革，小恩小惠只为继续专政！

如果因为当权者让自己温饱就可以放弃争取全国人民应有的政治权利，那和畜牲有何分别？我们要的不是猪权，而是人权！

此文于2011年03月20日做了修改

copy的两位推友的讨论

@freeManchria :
自由意志也是有有条件有局限的，精神病人和婴儿都不具备行使自己自由意志的能力，只有精神健康的成年人才是有自由意志的。所以同政府医保不同，义务教育应该是强制的，不管是在公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儿童没有判断自己是不是应该接受教育的能力，小孩儿普遍不喜欢上学。

@freeManchria :
弗里德曼的教育券制度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际上都可行，唯一的阻力就是强大的公立学校教师工会，他们为了自己的铁饭碗不被打破，而对全体美国国民进行明目张胆的抢劫。#MeiDang

@fedsneighbor :这个有点复杂，监护人有没有决定儿童不受教育的权利呢？

@freeManchria :我认为没有，你觉得呢？我觉得是这样的，这个权利本来属于儿童本人，但是他又不能行使这个权利，所以全社会替他做出了一个绝大多数情况下有利于他的福祉的决定。

@fedsneighbor :没有仔细考虑过这个问题，本能地觉得复杂－如果承认社会有权力override监护人的决定，那么社会就有义务负担开支。。。但是由全社会负担的任何开支都潜在侵犯某些社会成员的权利－比如那些没有孩子的或者不愿负担的。我想我得仔细研究一下那个教育券模型再说

@freeManchria :确实，社会做决定就要负担开支，但我觉得这不算override监护人，因为监护人也没有权利决定儿童是否应该接受教育，他们只是尽抚养未成年人的义务。在这段未成年人自由意志的空白期，我觉得全社会来做一个硬性规定是有必要的，这符合fair
play 的精神。

@freeManchria :没有孩子的人可以从义务教育中受益，因为他本人也当过孩子不是么？

@fedsneighbor :监护人对儿童的决定权还是存在的。现实中所有关于儿童的决定都由它们的监护人做出－比如父母决定孩子是否应该接受某种治疗，只有当一项决定明显违反儿童的利益时，社会才会去override这个决定。

@freeManchria :接不接受治疗算是一种风险评估吧。你觉得不让儿童上学是不是明显违反儿童的利益呢？

@fedsneighbor :这里的困惑不是教育本身的好处－那是毋庸置疑的，而是由此推出的权利"让渡"的后果比较复杂。还是要去研究一下弗老的理论。

@freeManchria :事实上对于具体的决定，比如应该不应该接受某种治疗，或者具体某个孩子该上什么学校，这些问题社会无法作出决定，操作上这是不可能的，只能由监护人代行。大原则上，比如孩子应不应该接受教育，监护人能不能打孩子，我认为社会做决定还是有正当性的。

@fedsneighbor :是。那不是问题焦点。见我刚回你们二位的推。

@freeManchria :我不认为是监护人把权利让渡给了社会，而是因为孩子无法行使自己的权利，大部分情况下，社会把权利让渡给了监护人。

@fedsneighbor :承认"社会对儿童有天然的控制权，监护人只是获得授权而已"会有二困窘。一，生育／收养是父母自由意志的决定，而他们对儿童（这个决定的结果）反而不具有天然的控制权，对自由意志是一个否定，于情于理都不太容易讲通。
二，社会本身是一个无法具体操作的概念，"社会"所拥有的任何权力都无一例外地要通过政府来实施，承认社会对儿童拥有天然控制权，实际上等于承认政府经过法定程序可以对儿童作任何决定而无需父母同意。

@freeManchria :我的意思就是说，在孩子自己自由意志空白的情况下，权利收归社会，大部分情况下让渡给监护人代行，而不是监护人让渡权利给社会。

@fedsneighbor :但你如这样反驳，就不能再理直气壮地说"儿童没有自由意志"了。逻辑自恰啊，那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freeManchria :儿童是一个人，是具有内在价值的end in itself 。这跟儿女的生命虽然是父母自由意志的结果，却不属于父母是一个道理。

@freeManchria :内在价值和自由意志是两回事，智障精神病也没有自由意志，但我们也不能杀了他们，得让他们活着，因为他们有内在价值，他们是人，仅此而已。

@fedsneighbor :区别是谁缺省拥有权力的问题。如果承认父母的控制权是天然的，那么只有父母表明不能正常行使这权力的时候，政府才可以介入。这个道理和为什么要强调言论自由一类的基本权利是天然的，而不是政府授予的，是一回事。

@freeManchria :事实上政府会剥夺父母的监护权，比如虐待儿童的父母。这显然违背的父母的意愿，但是符合自然法和正义的原则。政府是必要的恶，没有又不行，we
should always keep an eye on it !

@freeManchria :任何人对任何人都不应该有天然的控制权。言论自由的权利是每个人自己的，跟别的人类个体没有关系，所以当然是天然的。no
human being should have innate rights over anyother human being
父母的控制权是天然的,那么收养就变成不可能了，就好像你不能把你的言论自由的权利转让给我一样。
监护权的redistribution正说明了父母代行的权利不是天然属于父母的。

@fedsneighbor :那是因为言论自由是典型的纯粹的权利，权利是防御性的自然不可转让。而我们一直含糊地说的"控制权"，包括作决定的权力，权力是能力，可以转让的；随之转让的是保护儿童不受社会决定侵害的权利。

[转]风调雨顺的三年 ——1959～1961年气象水文考

风调雨顺的三年
——1959～1961年气象水文考

金　辉

[新观察]·文库版·大饥荒档案 www.xgc2000.com

　　　　　　　　　　　　　　　　一

　　"三年自然灾害"已经成为现代汉语中的一个习惯词组。无论过来人还
是没有亲历过的人，提到1959～1961年间发生在中国大陆的那场灾难，都会
首先想到或说起"自然灾害"。从当年的传媒报导、党政文件到后来的各种
说法，几乎无一例外地证明着和重复着这一"无可怀疑"的事实。

　　话语的力量就是如此强大，它甚至能够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人们亲身经历
的烙印。

　　虽然任何思维正常的人在当时都知道那三年不是因为自然灾害，或者主
要不是因为自然灾害，但是"三年自然灾害"一旦成为习惯说法，重复几十
年，便进入了人们的潜意识，以至人们会不自觉地怀疑是不是自己搞错了。

　　"三年自然灾害"似乎已经成了历史的定论。

　　在这里，笔者却想对这个无人怀疑的神话问上一问：那三年果真是"自
然灾害"么？

　　若问那三年有自然灾害吗？当然有的，中国地阔天长，不可能每一寸土
地每年都风调雨顺。若再问自然灾害严重吗？答案大概是否定的。远的不说，
单看近40多年，其间大规模的严重的洪水、乾旱、飓风、海啸、地震、霜、
冻、雹、蝗灾等自然灾害，那三年能独占哪一项呢？可以说一项也没有，有
的只是"三年自然灾害"这么一个笼统的习惯说法。

　　　　　　　　　　　　　　　二

　　80年代起，中国国家统计局颁布的"自然灾害受灾和成灾面积"表，似
乎为"三年自然灾害"这一说法提供了具体而权威的证据。请看笔者摘录的
表1.

表1　部分年度全国自然灾害受灾和成灾面积及粮食总产量

　　说明一下表1对年份的选择。除了1959～1961年这三年外，还摘录了其前
和其后的各三年，即1956年～1958年、1962～1964年，同时又选了气象界和
减灾界公认的三个大灾年，即长江流域大水的1954年、全国大旱的1965年和
1972年。

　　从表1看，1959～1961年全国的自然灾害确实是相当严重的，尤其是1960
年和1961年，受灾面积和成灾面积都远远高于其他任何正常年份或是灾年。
然而，这还仅仅是一个方面，更要命的是灾害的后果──粮食减产。从1959
～1961年，中国的粮食产量连续三年大幅度减产。1959年，全国粮食总产量
17000万吨，比1958年锐减15％；1960年总产量比上年再递减15□6％，只有
14350万吨；1961年比1960年虽然稍有增加，也仅仅为1958年的74％。自然灾
害的后果如此之严重，粮食减产的幅度如此之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
上，是绝无仅有的。

　　中国本来是个灾害大国，按《中国统计年鉴（1984）》公布的数字计算，
在1949～1983年间，其中31年的年均受灾面积为3273万公顷，32年的年均成
灾面积为1295万公顷。也就是说，一年中全国若有1000余万公顷耕地的"农
作物产量比常年减产30％以上"， 这还不能算是真正的"灾年"， 而只是
"正常"的。即使如此，中国的粮食总产量却在频繁的自然灾害中实现了稳
步增长。

　　如果除去1959～1961年那三年，从1949～1983年，全国的粮食总产量基
本上是逐年递增的趋势。只有1968、1972、1977和1980 这4个年头的产量比
上年稍有减少，减产的幅度高者为4％（1968年），低者为1.3％（1977年）。
上述各年的成灾面积，1972年为1718万公顷，1977年为1516万公顷，1980年
为2232万公顷（1968年的数字缺），都高于或大大高于1959年的成灾面积，
或者说灾情至少比1959年严重得多。

　　而1980年的成灾面积，已经接近1960年的灾情。但是这些年与那三年比
起来，粮食的减产则是微乎其微的。

　　再看其他一些年份。若以1959～1961年的平均成灾面积为100，则1956年
为 68，1957年为 67，1962年为 74，1963年为 89，1978年为 97，1979年为
67，1981年为 83，1982年和1983年都为 72。 就灾情讲，这些年都是相当严
重的，都超过了1959年的水平。但这些年的粮食总产量不仅没有比上年减少，
而且都增加了。在上述9个年头中，有6年都是创造了粮食总产量的历史最好
水平。

　　通观新中国自然灾害与粮食产量的概况，说明在大多数年份，自然灾害
及成灾面积并不能直接决定粮食收成的丰与歉。只有1959～1961年这三年是
"不同寻常"的例外。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自然灾害并非导致三年灾难的主要因
素。或者说，那三年的自然灾害不足以、也不应该使粮食减产那么多。

　　　　　　　　　　　　　　　三

　　其实，从气象水文概率和统计学上说，三年灾难的原因不要说完全推给
自然灾害，就是"三分天灾"，也不具备充份条件。

　　这里有一份《全国各地历年旱涝等级资料表（1895～1979）》。该表是
由国内一批著名的气象水文科学家根据全国 120个水文站点历年的水文气象
档案资料编制的，逐年清楚地记录下了这80年间全国及各地的旱涝态势。

　　《全国各地历年旱涝等级资料表（1895～1979）》将每一年度的旱涝状
况统一划分为 5个等级，即 1度为涝，2度为偏涝，3度为正常或旱涝相当，
4度偏旱，5度为旱。 笔者将其中一些年度的数据综合整理为表2，选择的年
份与表1相同。为了使情况一目了然，表2对原表中的旱涝等级做了符号意义
上的对应调整，其中：涝由1度改为－2度，偏涝由2度改为－1度，正常或旱
涝相当由3度改为0度， 偏旱由4度改为1度， 旱由5度改为2度。 一般而言，
－2度的涝和2度的旱，为气象水文意义上的灾害气候。

表2　部分年度全国旱涝等级资料统计表

　　表中的总指数和平均指数越趋近于 0，则说明全国的旱涝大势越接近于
旱涝相当或是不旱不涝的正常年景。当然这里边也包含了先旱后涝或先涝后
旱以及南涝北旱等各种情况的相互抵消。但是各度站的具体数字，则使这一
统计更接近于真实的准确情况。

　　尽管人们一直在说1959～1961年的"三年自然灾害"是"严重乾旱"，
可是这种说法却得不到科学统计数据的支持。

　　表2显示，1959～1961年间，中国大地风调雨顺，，全国的旱涝态势相
当正常。

　　并且，其正常的程度甚至令人吃惊。

　　1959年总指数为－9， 平均指数为－0.075，其中旱的2度站为13个，它
们是长治、洛阳、郑州、信阳、德州、临沂、荷泽、苏州、宜昌、汉中、安
康、万县和昌都；偏旱的1度站为25个。2度站、1度站合计38个。涝的－2度
站13个。旱、涝站合计26个，为总站数的1／5强。

　　1960年总指数为＋11， 平均指数＋0.092，其中旱的2度站仅8个，即大
同、临汾、郑州、屯溪、邵阳、百色、汉中和铜仁；偏旱的1度站为44个。2
度站、1度站合计52个，说明1960年偏旱的地区较常年为多。涝的－2度站14
个。旱、涝站合计22个，不到总站数的1／5.

　　1961年总指数为－1， 平均指数－0.008， 其中旱的2度站15个，开原、
沈阳、朝阳、赤峰、南阳、信阳、济南、安庆、郧县、沅陵、喀什、康定、
重庆、铜仁和贵阳；偏旱的1度站29个。2度站和1度站合计稍超出总站数的
1／3.涝的－2度站12个。旱、涝站合计27个，不到总站数的1／4.

　　不论是从总指数、平均指数看，还是从2度和1度站、2度站和－2度站所
占的比例看，也不论是单独看其中一年，还是看三年平均值，1959～1961年
都可以说确实是"正常年景"。它甚至比公认的风调雨顺的1957年（总指数
＋27，平均指数＋0.208）和1958年（总指数－21，平均指数－0.175）更为
接近旱涝相当或不旱不涝的正常指标──0.尤其是接连三年平均指数都没有
溢出±0.1，三年总平均指数仅为＋0.003，这在《全国各地历年旱涝等级资
料表（1895～1979）》上，再也找不出第二组来。

　　我们还可以比较真正大涝大旱的年份。1954年大水成灾，总指数达－79，
平均指数为－0.658，仅涝的－2度站达到41个，就超过了总站数的1／3；另
外还有29个偏涝的－1度站。 而1965年和1972年则是真正的大旱年，总指数
分别高达＋95、＋97，平均指数分别为＋0.792和＋0.808， 旱的2度站也都
超过了总站数的1／3，分别是41个和42个；偏旱的1度站还分别为34个和35个。

　　我们再看与1959～1961年相邻的两个三年：1956～1958年、1962～1964
年。 这6年中的任何一年的总指数、平均指数，以及旱、涝站的合计数，都
要比三年灾难中的任何一年要高。1962～1964年这三年被称为"三年恢复时
期"，尽管这三年的气象水文条件大不如1959～1961年，并且它又是在三年
灾难的巨大废墟上艰难起步的，但这三年的农业还是实现了连年增产，整个
国民经济也从三年灾难时期的近乎崩溃状态得到了复苏。

　　不论与其他任何灾年或是常年比较，1959～1961年三年灾难时期全国的
气候都可以说是天公作美，甚或"历史上的最好时期"。

　　　　　　　　　　　　　　　　四

　　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中说：

　　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
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
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
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
人民公社化运动， 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 为主要标
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
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这场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
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
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
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
到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

　　笔者认为，《旱涝等级资料统计表》比《受灾和成灾面积表》更能准确
地说明本来意义上的自然灾害的真实情况。实际情况是，在1959～1961年间，
导致"农作物产量比常年减产30％以上"的成灾面积中，起主要作用的根本
不是什么自然灾害，而是左倾狂热及其指挥下的9000万人去大炼钢铁、大办
食堂和"共产风"使人们无心收割庄稼、"大兵团作战"和瞎指挥的穷折腾，
以及农业劳动力大量死亡和患病等等。正是这些人为因素直接和决定性地造
成了三年灾难。它显然不是什么"自然灾害"。

　　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神话该结束了。

　　本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在中国大地上，既没有出现大规模的严重
自然灾害，也没有发生大的战乱和严重瘟疫，而是天下太平，风调雨顺。但
是，一场史无前例的超级灾害却铺天盖地地笼罩了全中国。它的直接后果之
一，就是造成了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中国科学院的一份国情报告中曾经指
出："三年困难时期，因粮食大幅度减产，按保守估计，因营养不足而死亡
约1500万人，成为本世纪中国最悲惨的事件之一。"（中国科学院国情份析
研究小组，国情系列报告之一《生存与发展》）50年代末任毛泽东秘书的李
锐先生说:"饿死成千万人,这是古今中外历史上承平之世绝无仅有之事。"
（李锐：《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本文仅论及三年灾难的自然层面因素，
至于它的非自然因素及其社会经济后果等等，容当另论。

【转贴】宋永毅：墙头草王光美也是心狠手辣迫害狂

宋永毅：墙头草王光美也是心狠手辣迫害狂
from 零八宪章 by 08char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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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光美无疑是一个文革的受害者，但她同时是这一罪恶历史的制造者之一。追究历史责任、清算政治罪恶，不仅仅是为了死者和受害者，而是为了埋葬一个时代。

最近中共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去世，网络上一片赞扬声，更对她文革中丧夫陷狱，无比同情。王光美无疑是文革的受害者，就数以百万计的文革受害者的级别而言，王光美作为当时的第一夫人，还毫无疑问是他们中最大的受害者之一。然而，历史的真相却往往是矛盾和吊诡的。在中共五十多年的政治运动中，中共党内的受害者并不只有单一的身份，他们和迫害者的身份常常是合二而一，密不可分。受害者也常常先是迫害者，受害者在意识形态上，和迫害者并没有任何不同。

"桃园经验"开文革政治迫害先河

王光美在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地位，并不仅是由她作为外交花瓶的第一夫人的身份而定，而是她和夫婿刘少奇一同创立的河北四清运动的"桃园经验"，又称为"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一九六四年九月）。如果我们今天再阅读一下王光美在全国大力推广宣讲的"桃园经验"，便会惊讶地发现：它们是毛的文化大革命某种形式的预演，至少为毛的文革在方法上、形式上和思想上都提供了难得的经验。而刘少奇的悲剧在于：这些她创立的经验，却都最终成了毛泽东打倒他们本人的利器。

首先，"桃园经验"在中共的最高层开创了"夫人参政"的极坏的范例，使毛泽东随后启用江青作为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先锋和打手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其次，王光美创立的"桃园经验"采取"群众运动"（其实是"运动群众"）的方式，主张另组"阶级队伍"，进行"夺权斗争"，又为毛的文革提供了在体制外另组"阶级队伍"，进而"夺权斗争"的思路。
最后，刘王合创的"桃园经验"中，逼、供、信和残酷的体罚琨像比比皆是。为文革中的逼、供、信和打、砸、抢提供了极坏的样板。在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些在刘、王直接指导下搞出来的"经验"，全部在复查后作为冤、错、假案平反，可见当时逼、供、信之风的酷烈。

文革中青年学生到桃园去调查这个"四清"样板时发现："在王光美的指使下，工作队大搞逼供信。对干部实行跟踪、盯梢、罚站、弯腰、低头、燕飞、拘留。连敲带诈，让干部脱了衣服到外面冻着。工作队动不动就掏出枪来威胁干部……王光美住的四队武斗最凶。在斗争四队队长赵彦臣时，王光美到场见赵彦臣正在罚跪，就鼓动说："你们搞得好，搞得对。坚决支持你们，就用这个办法搞下去。"在王光美的唆使下，体罚之风，越演越烈。"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燕飞"就是文化大革命中斗人时极为流行的"喷气式"──它很可能就发源于"桃园经验"！据海外新闻单位的不完全的统计，在刘、王直接指导的"四清"中，共逼死干部群众七万七千五百六十人，在城乡共整了五百三十二万七千三百五十人。这些"四清"成绩，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复查中被证明绝大多数是冤、错、假案。

文革初期迫害清华无辜师生

文革初期，刘少奇故伎重演，一心想在清华大学再创一个文化大革命的"桃园经验"，再一次派王光美作为"普通工作组组员"的名义去清华大学直接指挥运动，立刻成为"太上（女）皇"。

在王的指挥下，工作组非但立刻把校长蒋南翔和所有的副校长全部打成"黑帮"而且残酷地迫害无辜师生。工作组一进校，就责令全部干部，包括教研组正副主任
"靠边站"、"上楼"批斗。清华群众形容当时的乱斗场面是"游街一大串，斗争会一大片，劳改一大队"。全校五百多名干部中，被王光美指导的工作组打入"黑帮劳改队"的竟占了百分之七十之多，对普通师生，只要是对中共有过一点批评，抑或对工作组有过一点非议，也立刻打成"反革命小集团"。

一时清华园内冤狱遍地，"右派"丛生。据文革后统计，十年中清华大学共有包括武斗致死的"不正常死亡者"四八人，其中被工作组迫害致死的就达三分之一左右！当时年仅二十岁左右的工化系学生蒯大富不过因为"革命"过头，对工作组提了一些意见，立刻被王光美和刘少奇打成"反革命学生"，就地监禁批斗，也搞得他差一点自杀。结果这一事件被毛泽东利用作为打倒刘少奇的一着妙棋，蒯大富成了赫赫有名的清华大学造反派、红卫兵井冈山兵团的"蒯司令"，王光美反而成了
"反革命"。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日，清华大学井冈山在全校批斗王光美时，笔者正在北京串联，住在清华大学。我和当时清华大学的不少师生谈起王光美在清华的所作所为，所有和我交谈的师生都认为：王光美言行虚伪做作，整人、心肠狠毒，虽然造反派斗她的大会有些过份，但这也是她在清华作恶多端的一种报应。

应当指出的是，王光美在文革后只是强调自己受迫害的那一面，而对于自己从四清到文革的迫害别人的经历，却做了种种不应当的辩解。比如，她在不少场合仍然把她在四清运动中制造出来的"阶级斗争"和今天的"反腐败"相提并论，来证明自己残酷迫害别人的正确性乃至预见性。这些都是毫无反省和忏悔的一面。

一个微妙的变化

值得一提的是：文革结束后，王光美对迫害自己丈夫致死的毛泽东的态度，逐渐地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刘少奇还没有正式平反的八十年代，王光美和她的子女还基本上对毛作了一定程度的揭露的。据说她在看歌颂周恩来保护刘少奇的电影时拂袖而去，因为周其实是迫害刘致死的罪魁祸首之一──刘的项目组长。还据说在刘少奇追悼会的悼词中，她坚持删去了"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好学生"等令人作呕的字眼。

但从九十年代开始，随着她的儿子刘源步入政坛，不久又在武警担任了总政委，她的两个女儿也纷纷成为经济改革中最大的特权阶级──海外中资公司的老板，她竟然也一反常态、开始肉麻地诌媚杀夫的毛泽东了。最恶心的例子便是她对评剧艺术家新凤霞说："凤霞，我们都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以至新凤霞十分鄙视地说：
"她男人都被毛主席整死了，她还说这样的话，你说坏不坏？"

王光美的言行，蕴藏更深的还是她对于她家庭的特权利益的切实维护，尤其是对于儿子刘源进入中共最上层的政治圈的权谋考量。由她牵头的刘、毛两家后人的"相逢一笑泯恩仇"的聚会，其实是刘源一手策划的"政治秀"。

刘源从军以来，虽然已经官拜武警总政委和军事科学院政委，但是离开总政治部主任或更高的位子还有距离。据说其中的原因和刘少奇原来在军界并没有根基，而忠于毛泽东的老军头们对刘源是刘少奇的儿子颇有戒心有很大关系。为此，刘源策划了这一个异乎寻常的聚会，主要是为了向军界表明：他虽然是刘少奇的儿子，但也是忠于毛泽东的。而王光美为了儿子的飞黄腾达，自然也心甘情愿地作了这一"政治秀"的主角。

王光美无疑是一个文革的受害者，但是她又同时是这一罪恶历史的制造者之一。追究历史责任、清算政治罪恶，不仅仅是为了死者和受害者，而是为了埋葬一个时代。

文章来源《争鸣杂志》11月刊